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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手记]之《10_1/2_卷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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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24之《10 1/2 卷人的历史》(作者 [英]朱利安·巴恩斯 译者 林本椿、宋东升)

最欣赏的是那1/2卷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如果要给它一个名字,应该是“爱情”。
爱情总是历史中的插曲,意外的情形。

有人用两个词归纳钱钟书的小说:歪喻和刻薄。
本书的作者也当得起这两个字了。
且看——

  我们两个夜里睡觉是不一样的。她像是随着温馨的潮汐轻柔摇曳而安然入睡,又满怀信心地漂游到明天。我可不那么甘愿睡着,而是奋力劈波斩浪,要不是为舍不得一个好日子离我而去,就是为一个倒霉的日子耿耿于怀。
  她睡眠被打断的次数较少,有时会尖叫起来,“一只很大的甲虫!”好像要不是那么大,她就不会找我的麻烦;或者“台阶很滑”;或者“很坏的东西”(这在我听来莫名其妙,说了等于没说。)然后,因为赶走了这只湿漉漉的癞蛤蟆,从她的系统内清掉了这污泥浊水,她叹口气,又回到洁净的睡眠。我躺在那里,手里抓着那只粘乎乎的两栖动物,一把烂泥渣在两手上翻来倒去,又惊吓又佩服。(顺便说一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做的梦更了不起。睡眠使恐惧大众化。在这里,丢一只鞋或没赶上火车的恐怖和游击队进攻或核战争的恐怖在分量上是一样的。)
  我佩服她,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每天夜里都要睡觉,没完没了,一直到死,而这件事儿她处理得比我强多了。她搞得好像是个老练的旅行家,一个新的机场对她来说全然不在话下。而我却像一个拿着过期护照的人,推着一辆轮子咯吱作响的行李车走向错误的行李转盘。

  所有的小说家都知道,他们的艺术讲究婉转而忌讳直露,作家应该像一个潇洒的船长注视着眼前的风暴,忙着操作镶有金边的把手转轮上的一个个仪器,顺着传声筒往下发出简练的命令。不但船长自己相信,就连一些乘客也信以为真。但是,他们漂浮的世界能否脱险不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狂风怒涛、冰山暗礁。

  爱情是许诺之地,是一条两人借以逃脱洪水的方舟。但这又是一条流行互相残杀的方舟,一条由某个花胡子昏老头掌管的方舟,这老头用哥斐木手杖敲你的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扔下船去。

  女权主义者在动物王国里寻找无私行为的范例,看到此处彼处雄性动物做着被人类社会视为“女性”的工作。想想大企鹅吧,孵蛋的是公企鹅,把蛋放在脚上带着走,用自己的肚子包裹好几个月……但像我这样了解自己这一性别的人,我倾向于对公企鹅的动机持怀疑态度。公企鹅可能是这样盘算的,如果你要在南极呆上好几年,那么,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在家里孵蛋,而把母企鹅派出去到冰冷的水里逮鱼。

  围绕着性正统与行使权力,展开着一场断断续续的争论。如果总统连自己的裤子拉链都锁不紧,他还有权来统治我们吗?如果社会公仆有外遇而瞒着老婆,他是不是更有可能欺骗选民。以我自己来说,我宁可由一个奸夫,某个好色的流氓来统治,也不愿意由一个正经八百的光棍或裤子拉链紧锁的男人来统治。

  把大脑和心脏并排放在一起,看看有什么不同。大脑干净利索、条条块块,分成两半,看上去通情达理,你可以和它打交道,而心脏,人的心脏,看起来恐怕是他妈的乱成一团,这个器官沉甸甸、血淋淋、紧凑密实、像个凶猛的拳头。这东西可不像教科书里的地铁图,而是秘而不宣、藏而不露。把心的两半分开并不像我所异想天开的那样轻易,而是像快要淹死的恋人拼命抱成一团。

  爱与真,这是必不可少的结合。你有没有像第一次恋爱时那样讲过那么多真话?你有没有更清楚地看这个世界?不要转开眼珠,不要发出讨好的呻吟,不要假装性高潮。用你的身体讲真话,即使这真话平淡无奇。性爱不是表演(不管我们多欣赏自己的脚本),性爱讲究的是真实。你在黑暗中怎样拥抱,决定了你怎样看待世界历史。就这么简单。

  历史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是历史学家对我们说的那一套,有程式、有计划、有运动、有扩张,有民主的进程,是织锦挂毯,一个好故事接着一个好故事。我们很容易把历史当作一系列沙龙绘画,一段段谈话录,但历史自始至终更像是多媒体的拼贴画,涂油彩用的是滚筒粉刷,而不是鸵毛笔。

同时,他的文字又很美。
曾经和两个朋友:写奇幻的凤凰和翻译奇幻的李镭,讨论过文字的美感。我们最后都同意那必须有一种声音上的感觉在里面,一种韵律,一种遣词造句的错落摇曳。凤凰甚至坚持这是作者必须具备的天赋,对文字韵律的感觉只能来自天赋,后天无法获得。
我则认为我们可以更宽容一点,我觉得重要的应该是一种通感才华,因不同的东西而得到的感受翻译成文字的能力,所有人都有感受能力,但并不是每个都能够翻译出来。
那么,本书的作者就有非凡的这样的天赋或能力——

  听听这几个词:“I love you”。主语、动词、宾语,朴实无华,意蕴无穷。
  主语是一个短小的词,喻示爱者的自谦。动词较长些,但不带歧义,在言传心声的瞬间,舌尖急促从颚部弹开以发出元音。宾语和主语一样,没有辅音,发音时嘴唇撅起,好像要接吻。“I love you”,听起来多么认真,多么厚重,多么意味深长。
  我想象世界上各种语言在发音方面有某种巧合,它们共同决议,这句话必须永远听上去让人甘愿为之奋斗、为之努力,受之无愧。
  Ichliebe dich:深夜,嘴里含着烟斗,悄声说话,主语和宾语正巧押韵,悦耳、缠绵。
  Jet'aime:另一种程式,把主语和宾语先放到一边,这样就可以充分体味表现爱慕之心的长元音。
  Ys tebya lyublyu:宾语又一次放在令人宽慰的第二位置,但是这一次,虽然主语和宾语有押韵的意思,喻示着有困难,有障碍要克服。
  Ti amo:也许听起来有点像开胃酒,但结构上却充满了说服力,主语和动词、执行者和行为,都包含在同一个词里。

那么,让我来补充关于中文的部分吧——
“我爱你”,简洁、匀称,开始于最平淡无奇的发音“wo”,像是一个语气词,带点游移,带点含糊,似乎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确定,或者在爱里“我”并不重要;然后是“爱”,叹息的声音,“ai”,温柔,而又非常清晰,这种清晰是一种蔓延开的,绽放般的清晰,仿佛一小片花朵,捧到“你”的面前,“ni”,三个字里读起来最确定不移的那一个,同样又温柔又清晰,但这种清晰是线性的,直指人心的,确定无移,我爱你,一切不用再说,一切都成定局。

然而,所有这些之外,作者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是真正懂得、真正爱过的人。
人们是否真正爱过,在文字上是绝无法撒谎的。
我一向认为,只有真正地、刻骨铭心地爱过的人,才会了解爱情中一切残忍可悲和无助之处,同时仍然坚持爱情、信仰爱情。

  爱情使你幸福?不对。爱情使你所爱的人幸福?不对。爱情使一切变得更好?完全不对。当然,我们曾经相信这一切。谁又不曾相信(谁在内心深处不是一直还在相信)?我们所有的书和电影里都是这样,千千万万的故事都是这样美好的结局。爱情如果不能解决一切,还要它干什么?
  我一生已爱过两次(这在我看来够多的了),一次幸福,一次不幸福。正是那次不幸福的爱给了我最多有关爱情实质的启示——但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很多年之后。
  爱情可能带来或者可能不会带来幸福,不管结果是否能带来幸福,其首要作用是提供活力。你是不是还是像初恋那样能说会道,不贪睡,急切地再度做爱?(我的插话:绝了!说得好!)贫血者开始容光焕发,而正常健康的人则变得精力过剩。
  这么说,爱情是从哪里来的?严格讲来,爱情并不是必须的,对不对?没有爱情,我们仍然可以像水獭一样筑坝;没有爱情,我们还是可以像蜜蜂一样组织复杂的社会;没有爱情,我们可以像信天翁一样长途跋涉;没有爱情,我们可以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没有爱情,我们可以像渡渡鸟一样作为一个物种而灭绝。
  爱情是不是一种有助于种族生存的有益突变?我看不出来。譬如,是不是因为注入了爱情,勇士们就会为了活命而更加勇猛地作战,内心铭刻着对烛光、壁炉、温暖家室的回忆?不见得。世界历史使我们认识到,战争的决定因素是新式的箭头、精明的将军、吃饱的肚子、掠夺的期盼,而不是多愁善感、思乡恋家。
  那么,爱情是不是一种和平年代冒出来的奢侈品,如同无缝棉被,舒心惬意,精工细作,而又无关紧要?一种偶然突变,通过文化而得以加强,正巧摊上爱情。
  我们是不是就该这样来想爱情?爱情并不是来帮助我们生存。但它赋予我们个性,赋予我们目的。然而我们的种族繁衍并不需要它,实际上,它对有序的文明起妨碍作用。如果我们不用为爱情操心,性欲就会简单得多,婚姻会更加直截了当——说不定还更加持久。如果我们不为爱情而折腾,不为其来临而狂喜,不为其离去而恐惧。
  奥尔图良讲到基督教信仰时,说,正因为其不可能才见真。也许正是因为爱情并非不可缺少,它才变得至关重要。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爱,因为世界历史没有爱便荒诞无稽,这样的世界历史只会停留在刚建造一半的爱的房屋面前,将它夷为碎石瓦砾。世界历史若没有爱就会变得自高自大、野蛮残忍。我们的随机突变因为并非不可缺少而至关重要。爱情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有关克莉奥佩特拉鼻子的那些胡扯地地道道是感情论者的一套),但可以做一些重要得多的事情:教我们勇敢地面对历史,不理会它的神气活现、高视阔步。我不买你的帐,爱情说,对不起,你没什么了不起的。
  爱还能做什么?你要爱某个人就不能没有想象力,不能不富于同情心,就不能不学着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没有这种能力,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好恋人,也不能成为好的艺术家或政治家(顶多蒙混过关)。举出几个很懂得爱的暴君给我听听——我说的很懂得爱不是指大色鬼。
  爱情是反机械的、反物质论的:这就是为什么痛苦的爱情仍不失为美好的爱情。它可能使我们不幸福,但它坚持不需要机械类的和物质类的来掌管。爱情赋予我们人性,赋予我们神秘,爱情给予我们许多超出我们自身的东西。
  我不是说爱情会使你幸福——这点最为重要。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真说起来,我倾向于认为,爱情会使你不幸福:要么马上不幸福,要么日后不幸福。但是,你可以既这么认为,而又仍然坚持爱情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即使爱情令我们失望,尽管爱情令我们失望,因为爱情令我们失望,爱情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们必须信奉它,否则我们就完了。我们可能得不到它,或者我们可能得到它而发现它使得我们不幸福,我们还是必须信奉它。

从来没看到有人如此清晰明白而振聋发聩地说出我对爱情的两个基本看法——
一、爱情是另一种东西,与生活、与世界无关的另一种东西,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不要用我们这个世界的标准是非、得失对错去衡量它、评判它。爱情开口的时候,一切都要噤声,因为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
二、真正懂得爱情的人,就是懂得爱情也许将带给你麻烦、苦难、悲哀、伤痕但仍然不能不去爱的人。

喜欢《NANA》里的两句——
  总是为男人心碎的你
  无论重新来过多少遍都能保持笑容

最后,文章里的几个值得记下来的小故事——

故事之一:
威廉·赫斯基森:政治家和金融家。在他的时代很出名,但现在人们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在1830年9月15日,在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的铁路通车的时候,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被火车轧死的人。他留下的是他最后不当心的一刻:死亡把他凝固成雕像,昭示文明的进步。

故事之二:
诗人W·H·奥登,1939年9月1日,写出了他著名的诗句——
  我们必须互相关爱,
  否则只有死亡。
这句诗广受赞誉,E·M·福斯特曾宣称:“因为他写过这样的诗句,所以他可以命令我追随他。”
但奥登本人并不满意这行诗句,他说:“那是该死的谎言!反正我们注定要死亡。”
所以,等到再印这首诗的时候,他把这一行改成更合乎逻辑的“我们必须互相关爱,而后死亡”。
但是,正如本书作者所说,这一修改合乎逻辑但毫无意义,“就人类状况这一命题而言,其意义和警觉性也就类似于‘我们必须收听广播,而后死亡’,或者‘我们必须记得给冰箱除霜,而后死亡’”。
所以后来,诗人索性删掉了这行诗句。

我的插话:诗和逻辑有关系吗?不妨来看看中国古代一个文人笑话——
  苏人(苏州人)有二婿者,长秀才,次书手(司法小吏),每薄(鄙薄)次婿(二女婿)之不文(没文化),次婿甚恨,请试。翁(丈人)指庭前山茶为题,咏曰:“据看庭前一树茶,如何违限不开花?信牌(传票)即仰东风去,火速明朝便发芽。”翁曰:“诗非不通,但纯是衙门气。”再命咏月。咏曰:“领甚公文离海角,奉何信票到天涯?私度关津犹可恕,不合夤夜(深夜)入人家。”翁大笑曰:“汝大姨父亦有此诗,何不学他?”因请诵之,首句云:“清光一片照姑苏,”哗(嚷嚷)曰:“此句差了,月岂偏照姑苏乎?须云照姑苏等处。”

故事之三:
曾经有一个印第安部落,他们过着一种特别悠闲的生活。他们与世隔绝,无与敌人作战之虞;他们的土地无比肥沃,只要朝背后扔一颗干瘪的豆子,豆荚便雨点般向他们倾泻。他们健康、知足,没有滋生任何自相残杀、内部斗争的兴趣。其结果是,他们手里有的是时间。
我们设想,他们应该精通懒惰社会的种种专长:用洛可可的工艺编制篮子、性爱技巧达到体操水平、用捣碎的叶子使人昏昏欲睡。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把富绰的空闲时间用来互相盗窃,乐此不疲,而且非常拿手。
当他们摇摇晃晃地走出帐篷,又迎来太平洋万里无云的一天,他们会呼吸着甜蜜的空气,互相问前一天夜里搞些什么名堂。回答一般是难为情的招供,或者得意洋洋地夸耀——行窃。

故事之四:
哥伦布出发探险之前,曾有许诺,第一个看到新大陆的人可以得到一万金币的奖赏。本来是一个普通水手应该得到这份荣耀的,结果哥伦布自己领了奖金。那个水手失望之下去了摩洛哥,据说他在那里成了一个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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