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   ACG厅  |   原创馆  |   影音室  |   文学院  |   ATV2007  |   F1征文2004  |   F1征文  |
[阅读手记]之《带一本书去巴黎》
主页>文学院>评论相关>读书心得作者:青铮

20060626之《带一本书去巴黎》(作者 林达)

之前曾经看过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虽然对她的某些观点我未必赞同,但实在是我喜欢的作者。文字之好不在话下,那种娓娓道来、一清二楚,深入浅出,同时不乏情趣与激情的文字——我喜欢的风格。
而我最喜欢她的地方,是她的文字有“核”,那种属于自己的思想、见解、观点、主张,而且能够温和但坚定地坚持之。
一直说自己喜欢学者胜过文人,其实真正喜欢的是有学者风度、深度和操守的写文章的人。

《带一本书去巴黎》也没有让我失望。

其实还没有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该不会是带着《九三年》去巴黎吧。
果然就是。
在用作序言的第一章,作者回忆了自己对《九三年》的感情,经历过文革那一代人对书的渴望,书荒之后终于开禁时的情形,《九三年》对他们的意义,“有两本书对我们,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一本是狄更斯的《双城记》,一本就是《九三年》”。
看来对《九三年》有特殊感情的,不只我和我同龄的人。
那是小学最后两年,我们开始啃名著,有一本当时颇有影响的学生阅读杂志,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回忆他在文革中看《九三年》,说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这篇文章至少在我后来触及的同龄人圈子里影响颇广,大家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看《九三年》。
我们都曾经觉得,《九三年》的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之一。
关于《九三年》,我还有一段不知是该骄傲还是惭愧的往事。
几年前,北京上演话剧《九三年》,北平高和迷迷都去看了。他们聊起来,都说自己其实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对《九三年》的概念,都来自我的一篇文章:《刑场之死》。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篇文章,当时我正在迷耽美,因此这篇文章甚至都不能算是改写,只是将其中两个主角的故事抽出来,尽量简化背景情节,将40万字的小说改写成4000字的小文,且尽力渲染主角之间的同性情感。
说是向《九三年》致敬,回头看时,只觉得汗颜。

会汗颜,是因为我曾着力地渲染、不惜歪曲原著来表现同性之爱。
至于将雨果的恢弘巨著改写成煽情小文,我倒是怙恶不逡地至今都觉得这不算坏事儿。

在我还是一个“文学少女”的时候,也包括“文学女青年”的某些阶段,颇看了些文学名著,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书,而且是以我一贯的认真投入的方式看的。如果不幸遇到类似俄国人的名字,或者超出我有限的逻辑思维的表述方式的时候,我还会作笔记、列图表、加上辅助箭头什么的来帮助自己理解感受。
我发现,凡是经历过时间淘汰检验的书,只要你肯沉下心来,读进去,就一定能够得到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一些非常棒的阅读体验。
有时候这种感受太美好了,我真的觉得想要和所有的人分享,想要告诉每一个人:你一定要看那本书啊!它会使你的人生有意义!
即使如此,尽管我曾获得过许多次这样美好的体验,我也清楚地知道,对于今天的读者,绝大部分名著是难以读进去的。虽然这样说很是大不敬,但它们的表达方式、谋篇布局、故事安排和节奏,有的地方确实过时了。就像是厚厚的坚硬的壳,藏住了里面味道绝佳的果仁儿。
如果是我自己,我会鞭策自己用牙咬开壳儿,哪怕是崩掉了牙齿也值得;如果是亲朋好友,我会鼓励他们无论如何要克服困难,不管使用什么方法借助什么工具,都要吃到里面的果仁儿,我用人格担保好吃得不得了,不好吃你可以来找我索赔……然而对于众多的读者,我虽然不认识,但共同继承着这些最美好的遗产的人们,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大概只有把果仁做成罐头,送给他们。
味道肯定会有很大的损失——甚至彻底失去。可如果有人——哪怕只有一个人,吃过之后,觉得还不错,愿意去尝试一下那新鲜果仁儿的味道,我就会觉得太幸福了。

回想起来,自己写东西也很写了些年头,也似乎写出了一点点还象样的文章。但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在创作方面的能力,其实是有缺陷和偏差的,总是缺一点什么,使我写出来的东西不能够真正引人入胜。我缺少讲故事的才华,我没有那种把读者的注意力拽到自己文章中的力量(就像毛姆曾写过有的女人具有的那种“看着我,狗娘养的你看着我”的魅力)。
更被我认可的是自己“转化”的才华,把别人的故事、别人的话变成自己的,不露痕迹;捕捉故事和文字中最锋利最伤人的地方,感同身受,并且能传达出去——不说毫不走样,至少还能保留两三成原文的感觉。有时候会想好可惜我不精通任何一门外语,否则我应该是一个好的翻译者。
出《风言风语》的时候,我还曾经私下里郁闷地说:“为什么我有那么多好的小说他们看不中,却看中了写着玩的诗经随笔。”现在我倒觉得编辑果然是眼光独到啊,写着玩的诗经随笔确实有可能比我所有的小说都有价值。

所以我打算这几年把自己的创作稍微放一放,不是说完全不写,而是不再逼着自己写,倒是沉下心来好好地做一批“罐头”。

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罐头”,类似于之前的诗经随笔,后来的《阅微》今译。一部分是名著的“罐头”,把那些已经不符合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堂皇巨著,分解、改写、重新组织,必要时或许还是会加以歪曲:)

林达带一本《九三年》去巴黎,还没有上路就写了二十页关于这本书的回忆,她自己都说“没有想到占了这么大的篇幅”。
我这一堆噜里噜苏的,也是这样啊。
那么,还是回到今天的这本书,《带一本书去巴黎》。

作者是在1978年买下那本《九三年》的,其实在这之前,她已经通过“黑市渠道”看过它了。不止看过,她还把故事背得烂熟,多次对人讲述,做了厚厚的摘抄,《九三年》已经深深地在她心中刻下了印记。她说:“当我真的拥有它的时候,似乎只是为了确信它的真实存在,确信真的每个人想买就可以买一本,想看就可以坐在太阳下面看,确信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噩梦已经结束。”
读到这样的句子,真是让人唏嘘。尽管我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必须品的严重缺乏会对人造成精神方面的损伤,例如很多家庭的老人都舍不得丢垃圾,那是物质严重匮乏的时代留下的后遗症。而我们这一代,又有一些人会有近乎疯狂的买书习惯。我们在美国遇到一个同龄的画家,英语很吃力,可是一到图书馆处理旧书,他会大量购进廉价的英文旧书,两眼熠熠闪光。这是另一种贫乏时代的痕迹。”
所以我想我明白那位父亲的心情,作者写到的一位父亲:在当年,他为了获得哪怕一张字纸,都往往不得不交出自己唯一的拥有物——自尊,去换取那点可怜的信息。因此,看到自己生活在美国的儿子,只肯看电视不肯看书的时候,竟伏下已经花白的头,哭了一场。
1978年,那是我一岁的时候,不知道我和我的同龄人,那时还懵懂无知的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感染到那个贫乏时代的影子,记忆深处是否沉淀着父母对书的渴望。回想起来,我的父母,也确实有那么一点买书的疯狂。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家里忽然多了一套《辞海》,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那么厚那么重的书,围着它转了又转,摸了又摸,敬畏得不得了。后来才知道,那是父母讨论了又讨论、咬牙下定决心,花了一个半月的工资买下的。
一个半月的工资!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概念!换算到我们今天的收入,那就是用五位数字的价钱去买一套书!——我是说什么也不会买的。
妈妈回忆说:“很多人都说买它干吗。我说一定要买,为了女儿也要买。”
我想,在妈妈的概念里,那是世上最丰富最全面的一套书,如果时代倒退,回到信息极度匮乏的时候,至少她留给我了一套最丰富的书。

又扯开了话题,还是回来,《带一本书去巴黎》。
它不是游记,而是以游记形式表现的对历史的思考与反省。我不会把它归入游记,我会认为它是历史散文。

以下是三段重新组织过前后顺序的摘抄,也许更能凸显本书“历史散文”的风貌——

(小标题)圣丹尼的头颅

  圣丹尼是最早把基督教文化带到巴黎的圣徒。据说是公元前261年,圣丹尼和他的两个追随者被罗马统治者杀害。
  在传说中,行刑的前一天,天使降临囚室,赋予了圣丹尼神奇的力量。在砍头的第二天,殉教者站起来,捧起自己的头颅,走到一个小溪边,洗净血污,又走了五英里,来到一个小村庄,在那里倒下死去。这个地方后来发展成一个镇子,就名为圣丹尼。
  圣丹尼在告诉人们,他的头可以被砍下,他的生命可以被剥夺,但装着他思想和信仰的头颅,不可亵渎,也没有死去。这种尊严是普遍意义的,是属于人类而不是属于一个宗教派别的。遗憾的是,1800年以后的现代世界,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为什么圣丹尼被砍头以后,要捧起、洗净他的头颅。
  而当1000年后,在巴黎,圣丹尼的名字成为一个节日,新的圣丹尼教堂已经建成,连巴黎圣母院里也挤满了朝圣者的时候,这个成为了“主流”的宗教,又是如何对待别人的“圣丹尼”呢?很不幸,中世纪天主教对新教徒的宗教迫害,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们打开电视,正在播放罗马天主教教皇让·保罗二世,在梵帝岗,向全世界的人们,为天主教所有的历史错误,公开做有史以来的首次庄严忏悔。他要求天主教徒在进入第三个千年之后,净化自己的灵魂。他请求上帝原谅天主教在两千多年来犯过的所有罪行。他提到了由于天主教徒在历史上的敌意、偏见和无情,因而遭受苦难的所有人们,他请求宽恕。同时,他也代表天主教,原谅了所有曾经迫害过天主教徒的人们。
  我仿佛看到,死不瞑目的圣丹尼捧着的头颅上,眼眶变得湿润,有一滴泪水,在慢慢聚集。渐渐地,他睁了近两千年的眼睛轻轻闭拢,那滴泪水,终于落在了初春的大地上。

(小标题)拉法耶特

  1757年,拉法耶特出生于法国中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两岁时父亲战死,他继承了侯爵的封号。母亲带着他回到巴黎的娘家,他在巴黎长大、上学,进入军队。13岁,母亲和外祖父相继去世,他成为孤儿,同时继承大笔遗产。16岁那年,娶了同样富有高贵的家族的一个女孩。谁也不会怀疑他会在宫廷中有似锦的前程。而就在他19岁的时候,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拉法耶特抛下怀孕的妻子,自己掏钱买了一条船,命名为胜利号,带着一群贵族志愿者出发,几乎是偷渡前往美国。
  他们在海上漂流了56天,最终达到一个离目的地费城很远的小镇子。拉法耶特又掏钱买了马匹、车辆、装备,带着大家前往费城。一路折腾下来,到达费城的时候,他们的马匹全部死光,车辆全部遗失,活像一群叫花子,而且是几乎立刻被大陆议会拒绝,这里的法国贵族志愿者实在太多,以至于大陆军一看到法国志愿者就头疼。
  他们等在马路边上,一个军官不断地劝他们回法国,拉法耶特终于火了,揪住他的领子说,我作出这样的牺牲之后,只要求两项优惠,一是不要一分钱军饷,我自己出钱给手下发饷,二是不管你们答应不答应,我现在就算参军了。
  美国人对他刮目相看,他被授予少将头衔,成为华盛顿的志愿助手。第一仗就受伤,靴子里灌满了血。且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折腾得几乎干净,还卖掉了老家的城堡。
  历史记载,华盛顿与拉法耶特情同父子,所有表现华盛顿在战场上的油画中,他身边总是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拉法耶特。
  1779年,拉法耶特回到法国,劝说路易十六给予美国更多的援助,路易十六同意了。年底,拉法耶特的儿子出生,他给他取名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
  拉法耶特再次回到美国,参加了著名的约克镇战役,出席了英军的投降仪式,回到法国,成为英雄。
  他曾写信给华盛顿,请求废除奴隶制;参加了法国黑人之友协会;与妻子在法属几内亚买下一块地,用于自由黑人的培训。
  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拉法耶特是贵族阶层的代表,他是第一个将自己起草的权利宣言提交国民大会的,这是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
  像拉法耶特这样的贵族,在大革命之前并不是少数,他们亲历美国革命,目睹一个民主制度的和平创建,基于他们对路易十六开明作风的了解,乐观地对法国的和平改革充满信心。三级会议召开之前,法国贵族按照惯例递交的陈情书,表达的几乎完全是超越自身利益的社会理想,最大的局限性只是要求维持贵族的等级和荣誉。
  至于路易十六为何会拒绝召开三级会议,只能说他似乎对法国局势最担忧的一个,看到随着第三等级代表而来的汹涌的人群,他没法不为王朝和自己的安全担忧,本能地决定将秩序和稳定放在第一位。(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化历史和人性了。)
  三级会议终于召开,但巴黎街头挤满了与旧制度有着世代宿怨的民众,为了说不清楚的种种诉求,革命爆发了,巴黎人民起义了。(真的是说不清楚。)
  那个跨越美法两大革命的英雄,革命贵族的象征拉法耶特,开始走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时,拉法耶特头上还有从美国革命中带回来的英雄桂冠,被任命为国民兵总司令。法国的三色旗就是他的杰作。他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拆毁巴士底狱,并代表法国,把一把钥匙送给了华盛顿,以感谢美国大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激励。这把钥匙至今还挂在华盛顿故居的墙上。
  可是拉法耶特很快就发现,法国革命不同于美国革命。
  对于他们这些革命贵族,路易十六是和他们多年一起走过来的,读着同样的书籍、探讨思考同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路易十六不是一个旧制度的象征,而是一个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当然意志有些软弱的人。他们之所以认为君主立宪可行,是以对路易十六的个人了解为基础的。(是否再次简化问题?路易十六如此,但之后的路易十七呢?十八呢?美国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而法国出过最铁腕的集权统治者——路易十四。)
  作为国民兵总司令的拉法耶特,一方面要保护国王的安全,一方面要防止保守贵族的激进行动,他主张,自由了的民众应该服从他们的代表制定的法律,忠实于自己创造的新国家,不再用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怨仇。可是,只要他不顺从由街头民众在推动的激进潮流,他头上的光环就立刻褪尽。终于在一次与民众的暴力冲突中,他下令自卫军开枪,酿成惨祸。
  华盛顿惊讶的获悉,在巴黎,拉法耶特如果没有军队保护,一定会被民众撕成碎片。
  拉法耶特离开了法国,打算前往荷兰一个港口,写信给妻子,还在叮嘱她“忠实于宪法到最后一刻”。他最后说:“我们去美国吧,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如今在法国已经不存在的自由。”
  但是他没有到达美国,作为“反革命”逃亡的他,在奥地利,又作为一个“革命者”被逮捕关押,之后在监狱里过了五年。
  在法国,拉法耶特被缺席宣布为投敌者,财产被没收,妻子及其家族被捕,他妻子的母亲、姐姐和外祖母都被送上断头台。在美国驻法大使的努力下,拉法耶特夫人才没有被处死。恐怖时期结束后,美国大使设法使她被释放,美国许多朋友给她资助,包括华盛顿。华盛顿托人转告她,他是在偿还从拉法耶特那里借的钱。
  拉法耶特夫人出狱后,把儿子送到美国,前往奥地利探望丈夫,一家四口在监狱里过了两年。拉法耶特40岁的时候,终于被释放。
  大革命过去,巴黎断头台的受难者(注意这个词,用得真好,不说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是“受难者”。的确,对于大多数被送上断头台的人来说,他们只能说是“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团聚到一起。他们的后代,寻到当年受难者被随意丢弃的公葬沟,在那里修建了公墓,这就是皮克毕公墓。此后,有了这样的传统,只有大革命断头台的受难者和他们的亲属及后代,才能葬于此。
  拉法耶特夫妇也安葬在这里,因为拉法耶特夫人有五名亲属死于断头台。他们是作为受难者的亲属,来此于亲人团聚。他们的墓上,终年飘扬着美国国旗,在每年美国国庆日,美国驻法大使都会来这里主持升旗仪式,向拉法耶特致敬。
  在法国,拉法耶特推动、参与了革命,也被革命宣布为“叛国者”,收留“断头家族”的墓地,是他们夫妇最终的归宿。而在美国,他却是人们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小标题)巴士底狱、九月屠杀及其他

  三级会议开幕的第五天,巴士底狱就被攻破了。
  那天引起攻打的原因,是民众和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后,高架在巴士底狱高墙上的大炮造成一种威胁。然而,所有的人,不论是当时奋勇冲击这个堡垒的民众,还是每年欢庆这个国家节日的法国人,以及无数和法国没有丝毫关系的遥远的人们,即使明明知道这一细节,还是不愿意把这样一个事件,解释为一个战术性问题。在大家眼里,一个石头的建筑,一个巨大的城堡,就是旧制度的象征。
  判别一个制度是否合理,在我看来,先得看它是否人道。旧制度的特点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在法国,最令人无法容忍的例子,就是传统的“密札”。那是由国王预先签字的逮捕令,国王签字的时候,“密札”可以是空白的,没有拘捕对象。然后,国王可以随意地将它作为“人情”赠送,甚至出售。而贵族们可以凭借这样一纸已经生效的密札,将他们所不喜欢的人送进巴士底狱。
  这样“进去”,还只是人生悲剧的第一步。被关进去的人,没有权利要求严格的司法程序审核,没有权利要求自己不被虐待,甚至没有权利知道自己的刑期究竟是多长。
  尤其是在路易十四时期,入狱和长期监禁不需要任何理由。
  路易十四去世之后,巴士底狱已经有过一次重大的变化。路易十四去世才两天,摄政的奥尔良公爵就下令对巴士底狱的囚犯进行甄别,除了确实对社会有重大危害的重刑犯,其余一律释放。
  给巴黎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孤苦的老人,他已经被关押了35年,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从来没有受到过审判。他完全被关糊涂了,被释放后,非常惊恐,没有地方可去,也无法习惯自由,最后,他要求回到监狱里度过余生,在获准后重新入狱。
  这个悲惨而真实的故事,引起的震动超越了巴黎和法国,老人化作种种文学形象,出现在众多的作品里,《悲惨世界》、《九三年》、《双城记》……
  在路易十五时代,巴士底狱逐渐变成轻微罪犯的拘留处,虽然入狱方式并没有重大改变,密札仍然有效,但囚犯被拘押的时间都不是很长。
  到了路易十六时代,监禁更为温和。路易十六是公认的温和的君主,他曾经看过小米拉波伯爵写的《不满之诉》,小伯爵经常闯祸,终于惹恼了父亲,米拉波伯爵弄来一张密札,把儿子关进伊夫堡(就是基督山伯爵被关押的地方)。小伯爵在里面呆了整整三年,才得到父亲的原谅,被放了出来,他写了一本《不满之诉》,以自己的切身经历,痛陈未经许可逮捕和未经审判监禁的不公。路易十六读到后,深为触动,下令释放伊夫堡的所有犯人。也计划拆除巴士底狱。
  所以,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时候,里面只有七个犯人。
  的确,暴力革命却往往并不是发生在最残暴最专制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一切革命的可能都被压制了,偏偏是压力减轻,渐进革命进行到最后关头,似乎是最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时候,它就爆发了。
  可是,被关押在巴士底狱里只有七个犯人,仍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有没有人想过,在社会相对进步的时候,在它的质变最可能临近的时刻,除了大炮轰塌,是不是还有其他途径释放这七个人?(我觉得这大概是我和作者最大的意见分歧了,我始终认为,历史永远不能说“如果”,历史应该检讨已经发生事实的成败得失,但不可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事态有可能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战斗结束之后,放出七名囚犯的同时,七名已经投降的守军俘虏被杀,在要塞司令洛耐侯爵的押送途中,民众改变了主意,把他当场殴打致死,随后割下头颅,挑在枪尖上游行。(作者的观点:如何对待囚犯、俘虏等在押人员,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表现。)
  这种久远以来没有机会宣泄的恨意,在失去理性的人群中聚集、浓缩和聚变,产生出巨大而可怕的能量。查看此后的法国历史,总是隔上几页,就会有一句“巴黎上空再次响起革命的警钟,起义人民纷纷在各区聚集”。(无错,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巴黎人民起义了”、“巴黎人民又起义了”、“警钟长鸣,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
  法国大革命最触动人们的,往往是最血腥的那一年,那就是雨果的《九三年》中描写的1793年。我在没有认真读过法国史的时候,对法国大革命最深的两个印象,就是巴士底狱的攻陷,和断头台、九三年。前者是对旧制度残暴的摧毁,后者是对新制度残暴的陈列,这是没法不让人彻底绝望的印象。
  回顾历史,如果我们永远只看到巴士底狱的倒塌,那七名囚犯走出牢狱所带来的正面意义,假如我们永远以复杂的历史形势为借口,原谅我们在走向进步中的非理性,甚至把它理想化,拒绝从一个进步潮流中的正面事件,去剖析它实际包含的负面因素,不承认它的负面后果。那么,我们还是只能以支付更多的鲜血、制造更多的废墟为代价。(不记得在哪里看到的论述:有两种观点足以瓦解文明社会的根基,一种是认为战争就是“下地狱”,因此任何事都可以干。另一种是认为战争中人人都有罪,因此没有人有权利指责他人。事实上,文明的全部根基在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做出道德的权衡,即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在“雅各宾”们带领民众废除了立法会议,捣毁了革命狂飙唯一的刹车装置之后,一切就几乎没有约束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已经确立,只不过这个“我”不再是国王,而是激动的民众。可是,对于那些站在欢呼着杀声震天的民众的上端,向大家抛出这种观念的人们,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发出疑问:他们是真诚地相信这样的逻辑?还是不过想利用民众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难道真的智力有问题,真的从来就没有想过,在国王的头被砍掉之后,还有一条幽黯的血的河流将慢慢涌出,吞没他们所供奉的革命和祖国,染红民众褴褛的衣衫?(作者在后文论及罗伯斯庇尔,异常精彩:罗伯斯庇尔一直有一个称号,“永不被腐蚀的人”,因为他的廉洁,他在道德上始终有一圈光环。但这也是历史的误区,人们以一个政治领袖对金钱的兴趣,来判断他品格的高下。事实上,权力对一个领袖的腐蚀,最可怕的部分,不是对金钱的贪婪,而是对权力本身的贪婪,不是嗜钱,而是嗜血。)
  随着革命的深入,监狱已经远远不够,西岱岛上的老监狱贡赛榭峄,早已人满为患。幸而巴黎有的是教堂,这些教堂就纷纷被用作监狱。连学校都有被挪作监狱的。这时候,再回想起当初攻下诺大一个巴士底狱,里面只有七个犯人,反而觉得恍如隔世。不仅监狱拥挤是随意逮捕的结果,而且,新制度许诺的公平审判制度也不见踪影。相反,司法日渐黑暗,民众私刑屠杀不断。
  1792年9月,在一场前线失利之后,激动的民众冲进圣·谢荷曼教堂,自行处决不知因什么原由抓来的,尚未审判确认罪名的各色“反革命”,整整三天,这样的“民众执法”在巴黎各个“临时监狱”迅速蔓延,无法控制。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九月大屠杀充分释放了人类的兽性。大量的女囚徒被强奸,很多受难者倍受酷刑,其中一些被肢解。在比斯特,43名17至19岁的孩子,是被家长送到一个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这时全部被私刑处死。英国驻法大使的话至今令人心惊:“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巴黎的新市长,接见并以酒款待了屠杀者,马拉得意地把屠杀“归功”自己(想起普希金的《短剑》中关于郭黛刺杀马拉的一段:凶手出现了,浑身血腥,卑鄙,阴森,面目狰狞,自由被杀了,血流尸横……然而天庭裁决给这刽子手,派遣了少女欧墨尼德斯和你),丹东则宣称:“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敌人胆战心惊。”
  恐怖如瘟疫一般,从巴黎阴冷地向全法国蔓延。在南特,审判以“浪费时间”为理由被取消,公安委员会的代表命令法官,必须在几个小时内“除去”所有嫌疑犯,否则法官和他的助手们,将被处死。连断头台都嫌太慢,1500名嫌疑犯,无论男女老幼,立即被装上船只,在卢瓦河中凿沉。四个月里,这名公安委员“处理”了4000名“不良分子”。
  这样的革命思路延续了两百年,在一本中国所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作用。”我就是读着这样的历史书长大的,被这样的历史观浇灌的。我是否还能指望自己并不成为一头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健康而公正的社会,它必须关注和保护的,应该是当下社会的每一个最弱者,而不是赋予任何一个特定阶层以血缘性的暴虐的特权。不论这样的阶层是贵族还是平民。当底层的平民是弱者,社会的关注点应该是他们,而当旧日贵族的身份成为虐杀的对象,社会应该保护的就是这些贵族。依据的应该是公平的法律,这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叹息,作者真是理想主义啊,把法律公平与社会关注点放在一起讨论。我却认为,这两者几乎是毫不相关的东西,不应该让他们有什么联系,否则,很容易因关注点的聚焦而影响法令的现实公正,形成强势与弱势之间的伪命题。)
  那些雅各宾派的巨头,认为权利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去寻求司法公正的时候,也曾有人用生命来捍卫司法公正,那就是要求为路易十六辩护的马勒泽布。
  马勒泽布是路易十五时期的出版发行检查官,曾利用自己身居要职,保护了当时《百科全书》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而当要处死路易十六的时候,他同样以自己的良知,主动要求为路易十六辩护。路易十六得知他要辩护,曾说:“你的牺牲太大,你救不了我,还要搭上你自己。”马勒泽布不是不知道,但有些人活着就是要听从自己的良知,即使搭上性命。
  法国大革命自始至终宣称自己在追求实质正义,可是,虽然不那么动听,但保障实质正义真正实现的程序正义,却被忽略了。对程序正义的忽略,是大革命之后,法国政权交替屡屡以暴力政变为手段的真正原因。
  以恐怖结束恐怖、以不公正对待不公正,是一个可悲的循环,残酷一旦开始,就在制造仇恨和复仇的循环。1795年5月5日,在里昂,97名以前的恐怖分子,未经审判,在监狱里被屠杀。不由得令人想起九月屠杀。直到那个时候,法国人还没有明白,屠杀的对象是否罪大恶极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是否得到公正的审判。
  直至颠簸了五个共和国,颠簸了一百年,颠簸到程序逐渐建立起来,开始和平的政权交替,这场迟迟难以结束的,世界上最漫长的一场革命,才算尘埃落定。
  现在,我们来到圣·谢荷曼教堂,这里准备安放一块纪念碑,之所以一直空着,因为还在等待历史学家的研究,以确定死难者的人数。人们不想放一块数字含糊的纪念碑上去,他们觉得,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死者灵魂的不公。
  至今为止能够确定的,是在圣·谢荷曼教堂屠杀事件中死去的修士的人数和姓名。修士是以修道院为家的,修士之间和修女之间,有着手足般的感情。所以,每次修道院遭遇历史劫难,只要还有一个幸存者,就会认真记下死难的兄弟姐妹的姓名和个人资料。
  记录,只是出于一种非常单纯的人类情感,这是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应该和我一样,在这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们无辜地被暴力终止了生命。我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一个个的面容,记得他们一个个的梦想,我不愿意这些面容和梦想,被暴力彻底抹去。我希望他们的生命继续在我的记录中,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有活的权利。
  在任何经历暴力的国家,出现这样的记录,是将来有可能阻止杀戮的一个标志。

 作者名:  文章标题:  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