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   ACG厅  |   原创馆  |   影音室  |   文学院  |   ATV2007  |   F1征文2004  |   F1征文  |
传统中国文学电子报(185)-论老子为
主页>文学院>评论相关>百家争鸣  所属连载:传统中国文学电子报作者:传统中国文学电子

传统中国文学电子报第一八五期 2004/01/07
主题:论老子为陈国人

一、进入本文之前

关于老子的身世,历史记载得最早、最完整的首推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而就在这不到五百个字【注一】的叙述当中,司马迁对老子的生平事迹作了大致的纪录。而本文的前提即是要正视此篇传记中的几条关键文句是大致可信的,否则我以下的所有观点都将顿时失去立场。

在说明司马迁的老子本传是大致可信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司马迁的作史态度究竟为何呢?在《中国老学史》一书中就曾经说到,司马迁的主要优点和贡献就在于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开拓,即奠定了考据学的雏形。【注二】同书作者又说司马迁:

他面临许多不同记载,能够「择其言尤雅者」,能够「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能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形成了一整套文献考辨的原则,必要和可能还进行实地考察。【注三】

其实,有一个例子很能够说明司马迁在作史时求真的情形。那就是在《史记‧殷本纪》中,司马迁记载了大约30位的商朝皇帝天子,且把其世次都写进去。而后甲骨文出土,其上记载的先公先王和〈殷本纪〉中所录的大致相同,而只有一个小地方出错,这个错误也只是将商朝三位先公先王的世次顺序弄颠倒了【注四】,而其余的地方则都是全部吻合的。故在此处即可看出《史记》的准确性与司马迁的求真态度。并且班固更赞赏司马迁的《史记》为「实录」,他说:

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注五】

因此由此可知,《史记》在记载方面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若然,明了了此点之后,我们就再来看司马迁的老子本传。

而为什么我会愿意相信此篇传记是大致可信的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首先来看老子其人的问题。试看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一开头即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注六】」然后在同传文末又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注七】」由此便可得知,司马迁一前一后反复肯定老子是姓李、名耳、字聃,故此当为司马迁确认无疑且可信的材料。同时,在传记中他又说老子是春秋末年的人,并且曾任东周王朝守藏室之史,孔子还曾适周向他问过礼,后来更著书上下篇,而最后不知其所终。其实,以上的这些纪录,都与先秦文献中论及老子的活动或言论的说法是很相近的【注八】。

尤其是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这件事,这在《史记》之外的文献中记载尤多,例如说还见于《礼记‧曾子问》四次、《庄子》五次【注九】、《孔子家语》、《韩诗外传》、《吕氏春秋‧当染》等书。是以,这正说明孔子问礼于老子是相当可信的材料。诚如徐复观先生说:「在传说不同的系统中,而发现可以互证的材料,则不能不说是有力的材料。【注十】」况且《礼记》、《孔子家语》、《韩诗外传》本为儒家的典籍,若是此事并非事实,何以儒门学派要向壁虚构呢?故徐复观先生才说:「《礼记》编定于汉初,儒道两家对立,已甚为明显。若〈曾子问〉中的四个故事,非传自先秦儒家之旧,则汉初儒家,又何肯将其杂入,已长他人志气呢?【注十一】」又关于先秦各家学派都有记录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这件事情,陈鼓应先生和白奚先生以为透露了以下两点重要讯息,他们说:

其一,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不仅有道家作品和杂家作品,更多的是儒家自己的作品,这表明这一传说在战国乃至秦汉十分流行,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儒家不仅认可这样的说法,而且对此并不介意。其二,《礼记》、《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儒家作品皆成书于儒学独尊、排斥别家的学术氛围下,儒道两家的对峙已甚为明显,这表明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并非道家的杜撰,而是自孔子以来儒家代代相传的事实,以致儒家即便获得独尊的地位后仍不能否认。所有这些古代典籍的记载都证明,孔老相会,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这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注十二】

所以既然记载此事的文献那么多,且文字又见于春秋战国的各家学派,所以此事想必在当时的学术界是非常盛大的事情,不然如何能流传那么广。若然,孔子既为春秋末年之人,那么老子的年代也当在此时。

再来看到老子其书的问题。司马迁在本传中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注十三】」可见,司马迁是认为《老子》一书在春秋末年即已完稿。并且我们由《史记》中记载老子对孔子所说如「深藏若虚」、「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等等话也可得知这些言论和五千余言《老子》中的思想也是极一致的。同时,在此处我们还可再举二则文献来增加说服力。第一,战国初年墨家学派的墨子就曾引《老子‧四章》中的文字,此见《太平御览》卷322引「墨子曰:墨子为守,使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注十四】」第二,与孔子同时代的叔向曾引《老子‧四十三章》和《老子‧七十六章》中的文字,此见于《说苑‧敬慎》:「叔向曰: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注十五】」因此由上可知,春秋末年的叔向与战国初年的墨翟都已经引用过《老子》文句。

又在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其中整理者理出《老子》三组,而根据考定,此墓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也即是战国中期左右。而郭店楚简出土对老子研究者的最大意义在于:

郭店出土的楚简本《老子》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老子》版本,版本年代大体可以定在战国前期。根据发掘郭店一号墓的考古专家推断,「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郭店楚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即应为战国前期。将二三十年代学者所依据的流传本即王弼本《老子》和新出土的帛书《老子》、郭店楚简本《老子》三个版本相比较,其中帛书本与王弼本体例编排不同,前者是「德经」在前,后者是「道经」在前,内容、文字与规模比较接近,但帛书本假借字较多,没有王弼本规范,肯定帛书本较王弼本为早,可能是战国中期或稍后的本子。郭店楚简本的内容、文字、编排次序,乃至规模,都与帛书、王弼本有很大差异,从考古学家的断代来看,肯定是比帛书本、王弼本更早的本子。根据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年代,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老子其人当如司马迁所记在春秋末年,与孔子同时。郭店简本《老子》一书当出于老子之手(不排除有后人的整理与润色)。【注十六】

又王博先生甚至指出郭店简本《老子》三组均是摘抄本【注十七】,而他所持的理由是:与楚简本《老子》三组年代相先后的人或书有引到一些《老子》文献数据,例如说有见于《战国策》【注十八】、《庄子》等书中,而这些资料均不见于郭店《老子》中,所以似乎可以合理地来推测,在郭店《老子》之前应有一个完整的本子以供摘抄。而这和司马迁认为五千余言完整的《老子》一书在春秋末年即已完稿的说法是相应的。准此,五千余言《老子》一书当在春秋末年便已开始流传而不晚于战国中期【注十九】,故司马迁的说法是无误的。简言之,老子与孔子同时期,都为春秋末年之人,而《老子》一书也在此时开始慢慢流传开来。

另外,此篇传记之中当然有一些语焉不详之处【注二十】,不过这些问题在几个专精老子思想的学者之努力考证下,今日已多数同意司马迁所载的老子生平是大致可信的【注二一】,其只不过有几处可疑的地方需要被稍加修订。又与本文论点最相关而极需要被修正的地方即为「楚苦县」【注二二】一语。

准此,在进入本文之前便有二个前提:第一,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在「或曰」之前所载的老子生平是相当可信的。第二,司马迁对老子为楚人的说法是需要被修正的。

二、问题之提出

对于老子的身世,早期、甚至是现在多数人,其一般性的看法都认为老子是楚人【注二三】。可是,这个判断在今天一些学者的研究当中已经慢慢地站不住脚。而他们之所以提倡老子并非楚人的一个最主要之论证,即是在于对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反省之上。简言之,他们认为司马迁在替老子作传时所用的是汉代的地理观念,而非春秋时代的真实情况。因此,这些学者指出司马迁在此处对老子身世的判断是有失准确的,故而才使老子平白无故地一直为人所误解成是楚人。其实据我的归纳,自古以至于今,学者们对于老子的身世总不外乎说是宋人、楚人与陈人。而如果仔细再加以考察比较这些说法,那么便不难发现老子为陈人的这个论述有愈来愈被学者所看重的趋势。故我以下的重点就将摆在说明一些学者对老子为楚人的看法,以及我的归纳考察之上。以下便尝试言之。

三、对老子为陈国人的说明与考察

其实,以往的观点多认为老子为楚人,而所根据的文献便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其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注二四】」而对于此段话,王博先生即引阎若璩先生的说法来试图作修正:「阎若璩在《四书释地又续》中所说:『苦县属陈,老子生时,地楚尚未有……史冠楚于苦县上,以老子为楚人,非也。』【注二五】」又关于此点,李玉洁便再进一步地解释说:「太史公在这里所记的『楚苦县』是按照西汉人的地理观念而写的,正如他在《货殖列传》一文中所说的『东楚』,『西楚』,『南楚』一样。春秋时期,陈虽曾为楚国所灭,但皆很快复国,陈基本上还属于一个独立的国家,老子应为陈国人。【注二六】」那么如此说来,从前说老子为楚人就很値得再商榷了。王博先生最后说:「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老子为楚人是不适当的。应从阎若璩所说,以老子为陈人。实际上,今《列子‧仲尼篇》中曾记载陈国大夫赞美老子及其弟子亢仓子之语,《列子》虽被判为伪书,但其材料来源之古老却是大家都承认的。况且还有学者如严灵峰先生力辩《列子》书不后于《庄子》书。由此看来,很可能先秦人都以老子为陈人。【注二七】」若然,视老子为陈人的这个说法,现今似乎应该要为学者们所广为接受。

而据我归纳,今人对老子的身世虽然多有论述,但是总不外乎说是宋人、楚人与陈人。说为宋人者我举袁宙宗先生为代表,他说:

是故老子乡里生于陈,或楚均无不可,如云宋则是其先世为宋人,则甚可能,……总之,老子生于宋,后避乱居陈,陈为楚灭,后又属楚之陈县古地濑乡(濑亦作赖)居住。(按:苦又称相。)【注二八】

由上所述,若照袁宙宗先生说「老子生于宋,后避乱居陈,陈为楚灭,……。【注二九】」似乎袁先生的判断也可以说是,在陈被楚灭之前老子住在陈国。换言之,在陈被楚灭之前对老子影响最大的地方便可以说是陈国。而说老子是陈人或是楚人,我以为蔡明田先生已有明确的界定,他说:

如以老子的出生时间为准,根据上述,老子约生于公元前五八0-五七0年,则当是陈国相县人;但陈时为楚攻,且曾被楚所灭,陈乃名存实亡,则如说老子为楚国相县人,也无大碍。如以老子死时为准,则公元四六0-四五0年时已入战国,陈已为楚所灭,且相已改名为苦,则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人,此乃理所当然也。【注三十】

因此,论其身世,那么当然要以出生时间为准。另外,并据蔡明田先生的考据,其陈国在被楚国灭亡之前,楚国就已对陈国用兵多达十余次【注三一】。其实,在多次复灭之间,要是说陈国完全不受楚国文化氛围的影响【注三二】,那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再者,楚国对于被灭之国,其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注三三】」故由此观之,陈国就算在正式被楚国吞并之前的多次复灭战争中,也应该都还能存其故有风俗才对。因此,可以看出,楚国和陈国在当时确实也可以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只在于老子生时陈国究竟是已经被灭亡了呢?还是依然是个保有故有风俗的国家呢?对于这个问题,张松辉先生已经有所响应,他说:

据《左传‧宣公十一年》和《史记‧陈杞世家》记载,宣公十一年,楚乘陈内乱,举兵灭陈,但就在当年,楚王在申叔的劝告下又恢复了陈。而这一年老子还没有出生。陈的最后灭亡是在孔子去世的那一年(前479年)。老子是孔子的师辈,又很早去周做官。这一切都说明,老子在世的时候,陈国还存在,他的家乡属陈国管辖,因此,准确地讲,老子应为陈人,不是楚人。【注三四】

准此,综合以上所说,我以为说老子为陈国人应该是较为合理的推断【注三五】。

四、结语

最后,我再举张松辉先生指出的三点旁证来说明老子确为陈人而非楚人,他说:「第一,《列子‧周穆王》说,秦人逢氏子有病,逢氏到鲁国去求医,路过陈国时,遇到老子,二人有一番谈话,这就说明列子的作者把老子看作陈人。第二,《庄子》多处提到老子,从没有讲他是楚人,而说他生活在沛,沛距陈很近,当时沛不属楚。第三,老子是一位文化修养极高、而且又熟悉周礼的史官,《庄子》记载了许多学者向他求教的事。《史记‧孔子世家》也讲孔子曾单车适周向老子学习周礼。考虑到楚国在春秋时代尚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而楚国也以蛮夷自处,不通中原礼仪,因此,一个地道的楚国人是不可能精通周礼、并被天子任命为史官的。……【注三六】」他又说:「我们说司马迁用的是汉代地理观念,还有一条确证: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说,苦县在春秋时并非县治,至汉才置县,而《老子韩非列传》却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人,『苦县』很明显是汉代的地理概念。【注三七】」其实,本文之重点并不在于非难司马迁,而只是在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这个前提之下所作的一些反省与修正。当然,经由上述所言,便不难发现今日有愈来愈多的学者视老子为春秋时代的陈国人,而笔者也赞同应将老子为楚人的旧说法给修正为陈人为是。

注释

注 一:司马迁所作的老子本传为:「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见〔汉〕司马迁撰:《史记》(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四部备要‧史部》据武英殿本校刊),卷63,页1上-3下。
注 二:见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页7-8。
注 三:同前注,页8。
注 四:《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为「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见〔汉〕司马迁撰:《史记》,卷3,页2上。故《史记》上所记载的三位先公先王的顺序便为报丁、报乙、报丙,而甲骨文上的记载则为报乙、报丙、报丁。故也只有此处顺序上有点出错而已。
注 五:语出《前汉书‧司马迁传》。见〔汉〕班固撰:《前汉书》(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四部备要‧史部》据武英殿本校刊),卷62,页18下-19上。
注 六:同注一,页1上-1下。
注 七:同前注,页3下。
注 八:先秦文献中有关老子的记载,主要在《列子》、《庄子》、《韩非子》、《荀子》、《礼记‧曾子问》、《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书及墨子佚文中。而这些书中的老子形象大抵都是一致的,其都说明老子是先于孔子,而且孔子曾经向他具体的学过礼、问过道。以上所说可见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页10-15。
注 九:分别见于〈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
注 十: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470。
注十一:同前注,页482。
注十二:见陈鼓应、白奚:〈孔老相会及其历史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8年4月),页22-26。
注十三:同注一,页2下。
注十四:见〔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6册)》据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卷322,页9。
注十五:见〔汉〕刘向:《说苑》(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四部备要‧史部》据明刻本校刊),卷10,页3上。
注十六:见熊铁基、刘韶军、刘筱红、吴琦、刘固盛:《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09-110。
注十七:王博先生的说法见王博:〈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页160-161。
注十八:其中有记载齐国颜斶曾引《老子‧十九章》的一段话。而颜斶与齐宣王同时,其年代与郭店墓下葬的时间相隔不远。
注十九:故战国末年的韩非,他所见的《老子》就很可能是一完整的本子。丁四新先生在其书中就曾说:「……在反复研读《解老篇》、《喻老篇》的作文体例后,正可以推知《韩非子》引《老》所据之文本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本子,以至于韩非子一再地称其为『书』,如《解老篇》释『治人事天莫若啬』句云:『书之所谓治人者,……。』释『行于大道』云:『书之所谓大道也者,……。』释『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云:『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毫无疑问『书』指《老子》一书,从《解老》、《喻老》两篇名亦可以反悟出来,且与《史记》所谓『著书上下篇』相表里。所以詹剑峰在其所著《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中说:『准此,从韩非《解老篇》的本文更充分证实了《老子》书存在于韩非之前。』」以上所引丁四新先生书中的说法见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页3。
注二十:这大抵是指司马迁以「或曰」、「或」、「盖」等字为开头的几段文字。总之我们对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应抱持的态度,将可以「或曰」为一个分水岭,而把司马迁的记载分成两部分来看,而如同刘笑敢先生所指在「或曰」一语「以上司马迁已将他认为可靠的数据撰成主传,『或曰』则纪录其它传说,这正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严肃的史家风范。」以上所引刘笑敢先生所言见刘笑敢:《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页243。
注二一:认为司马迁的说法是大致可信的,此观点已渐为今日多数学者所接受。在台湾学者方面,今日多数的观点我只举陈鼓应先生、陈锡勇先生与余培林先生为代表。他们的说法可见陈鼓应:《老庄新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页50-67。陈锡勇:《老子校正》(台北:里仁书局,2003年),再版自序页4-5。余培林:《新译老子读本》(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导读页1-13。而在大陆学者方面,今日多数的观点我举刘笑敢先生、熊铁基先生等人与古棣先生等人为代表。分别见刘笑敢:《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页241-246。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页1-26。古棣、周英:《老子通(中)》(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页13-37。以上都是专精老子思想的学者之看法。尤其以陈鼓应先生为首的道家道教研究更是蓬勃发展、颇具影响力,甚至陈鼓应先生更视老子为「中国哲学之父」。
注二二:同注一,页1上。
注二三:同前注。
注二四:同前注。
注二五:见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页107。
注二六:见李玉洁:《楚史稿》(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187-188。
注二七:同注二五,页108。
注二八:见袁宙宗:《老子身世及其兵学思想探赜》(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页70。
注二九:同前注。
注三十:见蔡明田:《老子的政治思想》(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页20。
注三一:蔡明田先生详细地将楚、陈两国之间的攻伐情况作了一表格。见同前注,页19-20。
注三二:见涂又光:《楚国哲学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204。
注三三:见张正明:《楚文化史》(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0年),页37。
注三四:见张松辉:〈老庄文化应属中原文化〉,《道家与道教: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04。
注三五:其大力提倡老子思想为陈国文化的观点还有王葆玹先生。见王葆玹:《老庄学新探》(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页42-51。
注三六:同注三四。
注三七:同前注,页205。

参考文献
(一)古籍文献
〔汉〕司马迁撰:《史记》(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四部备要‧史部》据武英殿本校刊)。
〔汉〕刘向:《说苑》(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四部备要‧史部》据明刻本校刊)。
〔汉〕班固撰:《前汉书》(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四部备要‧史部》据武英殿本校刊)。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6册)》据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

(二)近人专书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
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王葆玹:《老庄学新探》(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
古棣、周英:《老子通》(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余培林:《新译老子读本》(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
李玉洁:《楚史稿》(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
袁宙宗:《老子身世及其兵学思想探赜》(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
涂又光:《楚国哲学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张正明:《楚文化史》(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0年)。
陈鼓应:《老庄新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陈鼓应、冯达文主编:《道家与道教: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陈锡勇:《老子校正》(台北:里仁书局,2003年)。
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熊铁基、刘韶军、刘筱红、吴琦、刘固盛:《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刘笑敢:《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蔡明田:《老子的政治思想》(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

(三)论文集与期刊论文
王博:〈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页160-161。
张松辉:〈老庄文化应属中原文化〉,《道家与道教: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03-211。
陈鼓应、白奚:〈孔老相会及其历史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8年4月),页22-26。

撰文者:陈育民/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
版权所有,欲转载文章,请征求电子报的同意!


 作者名:  文章标题:  关键字: